馬來西亞檳城會議

1910年，孫中山44歲，這個時候的他正處於人生的低潮期，承受著無比巨大的精神和經濟壓力。他策劃的第九次革命武裝起義——廣州新軍起義失敗，清政府用70萬兩白銀懸賞他的性命。幾乎同時，孫文被日本政府勒令離境，踏上了前去馬來西亞檳城的船。

　　面對革命的低潮和艱難，孫中山在檳城的經歷，可以用療傷來形容。但這個時候的孫中山，斗志仍堅。他一方面積極籌款，一方面謀劃在美國購買軍火，等待時機，再次革命。

　　史料記載，孫中山“九次革命，五到檳城”。從1905年起，他就在馬來西亞宣傳革命理念，多次到馬來西亞的檳城、太平、怡保等地撒播革命種子。

　　1910年11月13日，庇能會議在檳城柑仔園門牌400號召開，孫中山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講，激發革命黨人重新奮起。據說孫演講時聲淚俱下，在場人士無不動容，即席籌得8000余元。

　　庇能會議決議要發動的廣州革命，最終促成了1911年3月29日（農歷）的廣州之役。起義中英勇捐軀的烈士，於1918年時合葬於廣州北郊的黃花崗，並在那裡建立了一座紀念碑，自此，“黃花崗七十二烈士”的事跡家喻戶曉。

　　許多人不知道的是，犧牲的“黃花崗七十二烈士”中有30多人系來自南洋各地的華僑，僅來自檳城的就有陳文褒、羅仲霍、李雁南和周華四人。不少華人華僑為支持孫中山革命傾家蕩產，甚至獻出了生命。他們以紓國難為己任，譜寫了可歌可泣的革命史詩。

　　孫中山說，華僑是革命之母。實屬有感而發，感同身受。但是，是什麼感召著華僑的愛國之心？答案無疑是孫中山。正是這位偉人的存在，才有了華僑為國出力的決心和恆心。馬來西亞首相拿督期裡納吉指出，中國革命之父孫中山的“天下為公”、“世界大同”的理念，至今仍在世界適用。

　　“一九一零，革命前夕，廣州起義，風暴再起。庇能會議，秘密策動，先鋒雲集，群賢響應……”激昂壯烈的詩朗誦在馬來西亞檳州華人大會堂裡回蕩，久久不能平息。這是陳雪文為庇能會議百年慶而作的詩歌《新紀元的黎明》。

　　去年11月20日，紀念庇能會議100周年慶典在馬來西亞檳城舉行。《南方日報》記者應邀赴會，躬逢其盛，在追尋孫中山先生檳城足跡的同時，也重溫了一個世紀前的風雲變幻。

　　馬來西亞首相署部長丹斯裡許子根博士在慶典上指出，庇能會議是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30年激烈革命生涯以及中國革命的中間點及轉捩點。他說，假使庇能會議不能成功，那麼中國命運將會改寫。

檳城就是檳榔嶼，也被譯作庇能，因位於馬六甲海峽的交通要道上，在明代永樂年間，“檳榔嶼”就已出現在《鄭和航海圖》上，很早就吸引了華人來此拓荒。

　　孫中山先生一生為革命奔走，長期流亡海外。海外也成為他籌集革命資金、聯絡革命志士、謀劃起義事項的“大后方”，因有“華僑乃革命之母”之嘆。而孫中山先生之所以說出這句話，與檳城有著極深的淵源。史料証明，孫中山一生中曾5次到檳城。

　　當我們漫步在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檳城喬治市內，一不小心就會看到一棟“會說話”的老房子，在其深深的皺紋裡，藏著一個個和孫中山有關的故事。

除了籌款，庇能會議還對接下來的起義作了充分的謀劃，決定傾同盟會精銳和前所未有的財力物力舉義。會后，同盟會的骨干相繼抵達香港，成立了起義的各級指揮機關，並在廣州新軍中進行積極聯絡。

　　這是武昌首義前夕一次決定性的起義，史稱“黃花崗起義”。孫中山評價道：“是役也，碧血橫飛，浩氣四塞，草木為之含悲，風雲因而變色，全國久蟄之心，乃大興奮。怨憤所積，如怒濤排壑，不可遏抑。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，則斯役之價值，直可驚天地，泣鬼神，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”。

　　起義功敗垂成，犧牲的“黃花崗72烈士”中有30多人系來自南洋各地的華僑，其中來自檳城的有陳文褒、羅仲霍、李雁南和周華四人。

　　此次起義雖然不幸失敗，卻直接促成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義。孫中山元配夫人盧慕貞晚年曾指出，孫中山在檳城召集同盟會同仁會商時，決定派張振武、方維到湖北，遂有武昌起義。由此可見，庇能會議不僅直接醞釀了廣州起義，同時對武昌起義也有間接影響。

　　馬來西亞史學家鄭永美稱，廣州之役雖然以慘敗告終，卻是歷來武裝起義中表現最勇敢和壯烈的一次。廣州之役的失敗和烈士們的壯烈犧牲，激起了全國民憤和革命軍再次拼搏的決心，結果促成了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。

　　孫中山的孫女、已經80余歲高齡的孫穗英因身體原因沒能親臨慶典。她在賀信中說：“一百年前，我祖父召開的庇能（檳城）會議觸發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，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。謝謝孫中山先生在東南亞特別是檳城的支持者，他們組織、奉獻甚至犧牲生命，使庇能會議成為一個將革命由敗轉勝的轉捩點。”